袁嘉穀在论述石屏学派时，讲到了石屏的藏书家，略云：“藏书家有罗、许、朱、陈、袁，卷帙繁复，今多佚。余家自光绪癸酉，先公购存数千卷，吾兄弟皆喜购书，合数万卷，复喜捐为公用，加以儿辈新购，又数倍云。”这段话见于《滇绎》，但综览《县志》，我们是可以大致厘清明清以来石屏的藏书概况的。
石屏学宫、义学藏书，初旧藏经籍五十六部，其主要来源是朝廷钦颁和私家着述，大抵尊朱之书为多，掌故之书次之，类书又次之，而八股文也有。其书名载在乾隆《州志》，如《圣谕十六条》《御制训饬士子文》《御纂周易折中》《十三经》《书院条规》《朱子格言》《近思录》《廿一史》《明史》《四书大全》《声韵指南》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《大学衍义》《渊鉴古文》《斯文精粹》等。从藏书类别来看，尊朱之书体现了朝廷的思想倾向，掌故书则涉及国家体制、官方正史等等，类书则是资料性典籍，八股文则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。到了光绪年间，学宫又购许印芳遗书藏之，这一举动不仅大大充实了文庙的典藏，也让许氏藏书有了好归宿，不致毁灭。
石屏书院甚伙，见于记载的有州前书院、五亩书院、张本寨书院、崇正书院、宝山书院、宝秀秀山书院、龙泉书院、登龙书院、玉屏书院等，这些书院理应藏有朝廷颁赐和自购的典籍，惜《县志》未有记载；寺院亦多：诸天寺、观音寺、九天观、水月寺、海潮寺、善觉寺、广印寺、秀山寺、安方寺、弥勒寺、海光寺、普印寺、石林寺、集英寺、九天观等等，这些寺观或藏有经藏、历法、医药之类的典籍，只是《县志》亦未言及。
石屏私人藏书，明清以来渐有规模，出现了一批藏书家，《县志》记载了他们的事迹：涂晫，举人，任昆明教谕。家多藏书，肆力于古。着有《野芩堂集》。何其偀，藏子史法帖甚富，有王羲之、黄庭坚、褚遂良临绢本。陈沆，博学能文，购古书籍甚多。陈履和最重要的功绩是刊刻崔述遗书，所刻崔氏《考信录》远播海外。其他如许贺来、罗觐恩、许印芳、朱庭珍等等，亦好购藏书籍，是石屏有名的藏书家。
石屏藏书家中，尤为值得一说的是袁氏家族。袁襄武工诗文，藏书之富为石屏之冠。袁嘉穀父亲袁德洋虽是商人，但为了教育好子女，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图书达千余卷，“细大无遗，分架庋藏”，并刊刻启蒙读物，供子女学习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其儿孙都好藏书：袁嘉乐好购古今诗集，着有《雪樵遗稿》。袁嘉谟长期家居，善联语，着有《冷官余谈》。袁嘉猷善书法，临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极肖；其子袁丕钧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“所备费用，饭食之外尽以购书，故存书富”。最着者是袁嘉穀，幼嗜典籍，喜藏书，多善本；任职浙江时，曾钞浙本滇云文献寄送云南省图书馆保存；又倡建石屏图书馆，捐自藏书为公用；其藏书印有“经济特科第一”“袁氏树五藏书”“树五”“袁嘉穀印”等；他提出了云南文献“四厄”，即蒙诏徙民、沐英焚书、四库禁毁、咸同民乱，这是对云南藏书理论的重要贡献；他还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整理尤其是《云南丛书》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兹不赘述。
清末新政，公共图书馆在老旧的中国兴起。民国元年，袁嘉穀回到石屏，倡建县图书馆，以保存文献、探研新理。图书馆设在公米店西楼，将公米店原阅报处并入。初创之时，其藏书来源有购买、私人和省图书馆捐赠、寄存；分类，旧籍照四库经史子集，分为甲乙丙丁，新学则别为一类；阅览规矩是“阅者以公德为心，勿污损，勿折角，勿唾揭，勿携出，勿喧笑，勿吸烟，勿争论”。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，到1930年代，图书馆藏书大增，遂新建馆于石屏县署内旧土地祠，并日益发达。现在的石屏县图书馆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。近些年，图书馆本着“文献资用”的宗旨，编纂“石屏丛书”，以备文献之征，并供学者之用。
石屏的藏书文化是伴随着汉文化的输入而兴起的。明清以来，石屏的经济文化逐步发展，其藏书事业也渐渐繁盛。大批藏书家的出现，保存了石屏的地方文献，促进了石屏学术的进步。到了晚清，新学的传入，公共图书馆的建立，打破了旧时藏书秘而不宣的传统，改变了原有的藏书结构，石屏文风也为之一变，从传统步入近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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