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部电影拍出了中国导演不敢拍的故事

今年6月份的上海电影节，金爵奖被波兰导演马切伊·佩普日察捧走，而成就他的作品，就是这部《我是杀人犯》。

与那部韩国犯罪片相比，本片实在没什么名气，国内影迷对东欧电影也并不感冒。但比起同类犯罪片的声嘶力竭，本片要高明太多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，是非对错由观众自己判断，要深刻的多。

回到40年前，波兰。

卡托维兹市民沉浸在劳动节的欢呼中，一宗命案打破了节日的气氛。

死者女性，下身衣服被扯破，致命伤来自头部的钝器重击。

这已经是本市第九名女性被害了，凶手制造强奸现场，但尸检报告显示女性并未遭到性侵。

这名死者，不简单。

她的身份是波兰工党第一书记的侄女。

最最要命的是，凶手屡次行凶后都会挑衅警方，称接下来会死更多的人。

1977年的波兰处在苏联阵营，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连环杀人魔存在。

于是，刑事案件升级成为政治任务。

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，是少尉雅努什，原本默默无闻的他最初是拒绝的，但拒绝的结果很可能丢掉饭碗，而侦破案件的奖赏却是升职加薪，没办法，硬着头皮上吧。

但杀人犯的反侦察能力非常强。每次作案，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凶杀地点完全没规律。

警察唯一能找到的是一个42码的脚印。

可这仍改变不了案件走进死胡同的事实，雅努什开始“不走寻常路”，给领导和民众制造大刀阔斧的假象。

比如，利用计算机技术，用筛选法锁定嫌疑人。

比如，转型UGC模式，悬赏100万鼓励市民提供线索。

甚至开始“钓鱼执法”，让同事假扮女性走夜路，引嫌疑人现身。

然并卵，回应他努力的还是一具具女尸，12位女性被害手法相同。

案件侦破再次陷入泥潭。

在一次醉酒后，雅努什突发奇想，公园女尸案的现场群众有没有可能与计算机筛选出来的名字重合呢？如果有，那追查范围就会小很多。

果然，他锁定了一个“大胡子”男性卡拉斯基。

经过调查，案情简直拨云见日。

大胡子的作案动机充足：此人膀大腰圆、有过安保从业经验；被戴过绿帽子经常家暴；仇视女性。

最让人怀疑的是，12名女尸之一就是大胡子的邻居，而事发后大胡子就搬家了。

毫无悬念的，大胡子的鞋码刚好是42。

一切推断都显示大胡子就是凶手，警方迅速抓捕了他。

大胡子倒也镇定，你说我有动机可以，但让我认罪的证据在哪儿？

人证？

有！雅努什用百万赏金做诱饵，从大胡子妻子嘴中套出“烧鞋毁证据”的证词。

物证？

也有！警方从大胡子家中搜出很像凶器的铁棍。

但人证物证都不足够证明大胡子就是凶手。

妻子的证词，不过是为了赏金而说的谎话；况且大胡子烧的鞋子与案发现场材质不同；铁棍上也并没有大胡子的指纹。

因此，大胡子与凶手只能用约等号连接。

案件第三次陷入僵局，而雅努什的压力却越来越大，局长一心想着邀功，绝不会碰这烂摊子，而结案日期一天天缩近。

群众的情绪无比高涨，他们认为凶犯落网，社会治安恢复，雅努什承受着“超级英雄”般的仰慕。

除了虚名，雅努什的物质精神生活都有明显提升，第一书记奖励他彩电，迷妹随便聊两句就能上床。

大胡子到底是不是凶手，雅努什并不确定。

但在财色的诱惑面前，他向真理妥协了。

正如那句儿歌：小老鼠，上高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。

雅努什就像那只小老鼠，掉进蜜罐里把自己撑大，却再也逃不出沼泽。

与欲望相反的是，良知正在一点点泯灭。

大胡子被拘留后，警方又一次收到了“真凶”的挑衅信，但雅努什此刻已经逐渐失控，他告诉大家，信件是不法分子为捉弄警察伪造的。

良心被利益蒙蔽后，雅努什还人为制造证据，把所有矛头指向大胡子。比如教邻居伪造证词，比如私刑逼供大胡子。

最后，大胡子成了雅努什欲望的牺牲品，电影并没有给出反转，在破乱的车间被绞死了，死前二人对视，雅努什已经完全没有自责的情绪了。

电影名《我是杀人犯》此刻有了第二层含义：雅努什亲手杀死了一个“假”凶手。

电影最后一幕，升官发福的雅努什，来到当地专门为纪念此案建造的展览馆，在众人的簇拥下剪彩。

他来到玻璃柜前，看着柜子里根据大胡子的脸做出的模型。

大胡子作为“反面教材”被人们唾弃着，而与雅努什对视、重合后，把这些罪恶如数奉还给凶手雅努什。

《我是杀人犯》如果看第二遍，则能看出更多内涵。

比如这个模型，早在片头就出现过。

电影画面是工作的建模师和日子所剩无几的大胡子，配音却是1977年波兰的现代化成果播报。这里是《我是杀人犯》的第三层含义：害死大胡子的不只是丧良心的雅努什，还有人吃人的社会环境。

与《杀人回忆》相同，本片同样取材于真实事件。试想，连续作案12起的杀人犯就潜伏在你身旁，人心怎么可能不惶恐？

细心的朋友可以从角落里感受到影片营造的“白色恐怖”，导演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抗。

比如直截了当地攻击政体——

“Socialism is red like blood”翻译绝非“红色献血”

比如嘲讽体制内的官员滥用权力——

比如批判打着民主共和旗号大搞特务机构的前苏联——

回看历史，可以发现1977年的波兰完全为苏联马首是瞻，深受军工主义和个人崇拜影响。雅努什在案件中的地位，恰似波兰与苏联的关系：最先兢兢业业，之后为了定案，不惜以各种卑劣手段制作伪证。他可以和同事们并肩作战，也可以因为权力，排斥异己，直到最后迷失自我。

正是在内外双重压力下，雅努什代表的波兰，开始了迷茫期。

电影结尾处，雅努什的儿子在与爸爸的掰手腕较量中，终于赢得了一局，这也是影片很仪式化的一幕：荒唐终将被理性取代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我是杀人犯》其实是在惊醒世人忆苦思甜。

最后聊两句波兰电影。

除了影史丰碑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号称波兰电影之父的安杰依·瓦伊达，近些年也有不少当代电影开始走进影迷的视野，相比于国内，波兰电影的创作空间要稍大。既有种族探讨的《修女艾达》和今年大火的反战片《沃伦》，也有生活流和寻求认同感的《我是》，整体给人的感受似乎并不轻盈。

他们擅长以小见大，用当今的小人物去反思时代和社会的问题，冷色调的荧幕中夹杂着些许神秘主义，随着观众对超级英雄越来越审美疲劳，相信波兰电影在国内总会拨云见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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